成熟了”，张大勇说这是“被生活磨平了棱角”。三个人争了半天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但无论如何，我们相信，东西哥依然是东西哥，他的变化只是彰显了更多的人生阅历和人生沉淀。

有一天，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，虚五忽然冒出一个问题：“为什么当兵只要十八岁就够条件，而当新郎官却要二十二岁呢？”这个问题引得大家一阵哄笑，随后便开始了热烈的讨论。

刘二娃第一个抢答：“因为当兵面对的是敌人，而当老公面对的却是女人。敌人你打死一个少一个，老婆你吵赢一次多一个麻烦。”

虚五补充道：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――温柔的女人比凶恶的敌人还难以对付。”

张大勇推了推眼镜，一本正经地引用道：“甚至连德高望重的老和尚也不得不说‘山下的女人是老虎，遇着了一定要躲开’。这是《少林寺》里唱的，不是我编的。”

东西哥结婚之后，仿佛真的变成了“羊入虎口”，没有了往日的自由自在。以前他周末要去龙门镇找雨花姐姐，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，链条咣当咣当响，一去就是一天。现在他哪也不去了，就在家里待着。

虚五说他变成了“耙耳朵”――老婆的话全听，包括错误的。

刘二娃补充说，耙耳朵不是贬义词，是川渝地区男性对家庭负责任的表现。

东西哥听了，只是推了推眼镜，说了句“你们懂什么”，然后继续低头备课。

似乎，老婆就是不讲道理的人。因为老婆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。可雨萍姐姐跟别的老婆不太一样。她知道自己没读过什么书，所以从不假装自己懂。她说不过东西哥的时候，就笑着说“你是大学生，我不跟你争”，然后转身去厨房给他煮碗面。面端上来的时候，上面必定卧着两个荷包蛋，煎得焦黄焦黄的，边都卷起来了。

但，东西哥毕竟是大学生，民主意识还是比较强的。他在雨萍姐姐面前还是有发权的。有一次他想买一套《中国古代建筑史》，定价二十八块五，相当于他半个月工资。他犹豫了好几天，吃饭的时候都在想，夹菜的时候筷子悬在半空中。

雨萍姐姐看在眼里，问他怎么了。他说了书的事，以为她会劝他别买――二十八块五，够买多少斤猪肉了。

雨萍姐姐放下筷子，认真地看着他说：“只要你喜欢，你就去做。钱的事你别操心，我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动呢。”第二天，那套书就出现在了东西哥的书桌上，旁边还放着一张纸条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四个字――“好好学习”。

然而，东西哥却陷入了另一种迷茫之中。他啥都不喜欢，因此啥都不想做。以前他喜欢吹箫，现在箫挂在墙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；以前他喜欢写诗，现在备课本的空白处一个字都没有；以前他喜欢打乒乓球，现在冯老师约了他好几次，他都推说有事。

连甄贤婆婆的重要指示――“东西负责金娃子的学习”――这样的重要任务他都落实不好。以前他给我布置作业，一布置就是三页习题，批改的时候用红笔圈出每一个错误，旁边写上正确的解法。

现在他给我布置作业，就是把课本翻开，指几道题，说“做完拿来我看看”，看完了打个勾就算完事。

没有东西哥布置作业，我无聊得不知道干啥了。初中毕业了，虽然参加了升学考试，而且自我感觉成绩不会太差，对升入高一级学校还是充满期待。但是，等待录取通知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每一天都仿佛被拉长，时间在无聊中缓缓流逝。我把家里能看的书都翻了一遍――连我妈的《家庭烹饪指南》都没放过，学会了做番茄炒蛋和清炒小白菜。

这一刻，我却突然感觉自己变得有些迷茫，不知该如何面对未来。学校已经结束了所有的课程，同学们有的去参加了工作，有的去了其他的城市求学，而我却觉得自己除了无聊，不知该干什么了。

刘二娃去了他舅舅的豆腐坊帮忙，每天凌晨三点起来磨豆腐，他说比读书累多了，可他能挣钱了；

虚五去了他幺叔的咖啡屋当服务员，学会了用咖啡机，每天回来的时候围裙上沾满了咖啡渍；

张大勇去了县城的新华书店当临时工，每天站在柜台后面看人来人往，他说书店里的书比学校图书馆多多了，他想看哪本看哪本。

只有我一个人，还穿着校服，坐在房间里，看着窗外发呆。

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，依然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，看着窗外，陷入了沉思。窗外的天空湛蓝如洗，几朵白云悠悠地飘过，仿佛在诉说着生活的美好。然而，我的内心却充满了迷茫和不安。

未来的自己是否会变成一个没有目标、没有方向的人？这种状态让我感到无比的焦虑和困惑。我开始反思自己，是不是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和追求？是不是在